昨天下午，我在铜锣湾一家旧纸品店的夹层里翻到一本1998年的影印图纸合集。封面没了，第一页开始就是表格，边角卷得像干枯的叶子。老板姓周，五十来岁，他在柜台后面看了我一眼，说这本放了九年，没人问过。
我买下了。四十港币。他找零的时候数错了，多给了两块，又收回去，动作很慢。我没说什么。
回家之后我把它摊在桌上，拍了照，编号，记为 A-1998-017。我承认，这件事在别人眼里没什么意义。一张二十多年前的影印件，上面的数字早就不能用了，除了作为废纸，它几乎没有任何用途。但我还是留着它，并且愿意花一个晚上把它整理进第二个抽屉里。这个抽屉里现在放着三十七份同类的东西，都是澳门49版图库图纸，有的完整，有的缺页，最早的一份是 1989 年，最近的一份是 2009 年。
整理的方法很笨。每一份先数字扫描，再逐页对照页码，缺页的在索引卡上画一个方框。然后手写编号，贴在背面左下角。手写这件事我自己也解释不清，明明打印更快。可能因为打印出来的东西没有犹豫的痕迹，手写有。
有一年我试图把这套流程交给一个朋友。他做了三天，说这活儿太像在给死人做档案。我笑了笑，没反驳。他说得也不算错。
站上放的这些内容，来源很杂。有些是旧书店里淘的，有些是别人转赠的，还有几份是从六彩图库宝典那个老版目录里一点点比对出来的。比对的过程往往比结果更重要。比如某一份图纸上印的期号区间与另一份重叠了四期，重叠处的数字却有两个不同。这种矛盾没法解决，只能记录。我把它们单独放在一个文件夹里，叫「未裁」，里面有十一组。每一组我都配了一张便笺，写清楚矛盾在哪一页哪一行。便笺越写越厚，后来干脆不写了，只在索引里注明「见第几页」。
说实话，我认为这类图纸的价值不在于它上面的数字，而在于它是哪一年、由谁、用什么纸、印了多少份。这些信息比数字本身更难保存。数字可以重打，纸不能重生。所以我不赞同把旧图纸全部扫描完就扔掉的做法，那等于把原件当成一次性包装。这句话可能会让一些做数字归档的人不舒服。我理解。但我还是这么想。
近两年我陆续补充了几批资料。香港168最快图库里有一份 2003 年的对照表，纸质很脆，我用塑料夹层单独装了一个文件袋。另有一批是从新奥彩正版图库的旧目录里翻出来的，共十四张，编号从 B-2001-004 到 B-2001-017，连号，没有断。连号的东西总是让人高兴，哪怕它本身没有多少用处。
还有一次，是在佛山一个旧货市场。一个摊主从纸箱底下抽出一叠，说「这些都过时了，你还要？」我说要。他愣了一下，然后自作主张地送了我一份四九图库资料下载扩展的旧打印件，说反正也卖不掉。我没推辞。回头查了一下，那份打印件的日期是2007年3月，比我记录的最早同类打印件晚了两个月。这两个月差在哪，我到现在还没弄清楚。
昨天在翻那本1998年的册子时，第17页夹着一张手写的便条，铅笔字，已经模糊了。大意是「第9至12号存疑，待核」。没有署名，没有日期。我看了很久。这张便条不是我写的，也不是我看过的任何一个人的字。它就这样在夹层里等了二十多年，等一个不知道是谁的人来核对它。我把它拍了下来，存在 A-1998-017 的附件里，编号 A-1998-017-n1。n1 的意思是「外来物」。
关于收录这件事，我越来越觉得它不是收集，是保管。收集是往自己这边拉，保管是替别人看着。这两种心态差别很大。前者容易膨胀，后者会让人变得小心翼翼。我目前还在后者的阶段，但也可能只是年纪到了。
有读者问过我，为什么不干脆做一个数据库，把编号、年份、来源都放进去，检索起来方便。我说好问题。然后没做。原因很具体：我不信任我自己维护的数据库的寿命。一个 HTML 文件可以放很多年，一个数据库需要人喂它。我今年四十三岁，没把握喂它到七十岁。手写编号和纸质索引卡，坏掉了也能读，不需要任何工具。这不是反技术，是给自己留一条退路。
顺便提一句，早几年有一份 2011 年的资料，是从2021年正版管家婆图片的旧归档里找到的，上面有七处手改的笔迹，红笔，其中一处改了一个数字。改数字的人没有留名，但改法很讲究，用的是横杠划掉再写，不是涂抹。这种细节只能在纸上看出来。扫描件里全是黑块。
这张1998年的册子，今晚会被放进第二个抽屉。抽屉已经有点满了。我在考虑要不要换一个深一点的柜子。这件事下周再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