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在摊前站了大概二十分钟。
摊主姓林，六十来岁，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。他蹲在纸箱旁边分类旧杂志，动作很慢，一本一本翻。我问他价签是谁改的。他头也没抬，说：“上礼拜有个后生，买了三本旧地图册，问我要不要资料费。我说要的。他就笑，说 2026 年了。”
然后他停了一下。
“我说什么 2026 年。他说现在港澳这边，资料费通通免了。我没信。他也没多讲。”
我拿起那本被划掉价签的书。1987 年版的《港澳街道图录》，封面掉了三分之一，书脊用透明胶粘过两次。里面夹着一张油印的勘误表，日期是 1991 年 4 月 17 日。勘误表上列了七条街名更正，其中第三条是“太原街”，旧的写法少了一个字。
林先生后来从摊子底下摸出一张 A4 纸，打印的，边角有点卷。上面列了十几种资料类型，从地图到税务表格，每一项后面都标注了“免”字。他说这是他儿子从网上打下来给他的。我看了半天，发现右下角有一行很小的字：更新时间 2026 年 5 月。
“所以你信了？”我问。
“我信我儿子。”他说，“但我不信不用钱。”
这句话我想了两天。2026 年港澳免资料费这件事，网上讨论很多。多数人把它理解成一项政策。我更愿意把它看成一次重新定价。资料本身还是那些资料，地图还是 1987 年的地图，勘误表还是 1991 年的勘误表。变的是获取这件事的成本。
具体到数字上。林先生那天卖给我的三本旧地图册，总价 340 港币。他说这里头原本有 60 块是“资料费”。现在这 60 块没了。他算了一笔账：一个月大概少收一千二到一千五。不算多。但他说，这个钱以前是用来补损耗的。书页脆了要修，地图皱了要压平。
“现在让我自己贴。”他说完，把那本《港澳街道图录》翻到最后一页，指给我看。最后一页贴着一张手写的小纸条，上面写着“修于 2019.11.3，压平，用时 2 小时”。字迹很工整。
免资料费这件事，真正被减免的不是钱，是某种托底。托底没了，东西会不会散，没人说得准。
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，可能不太受欢迎。很多人把“免资料费”当成一个干净的结论。我不这么看。我更在意的是那些原来被资料费悄悄覆盖掉的琐碎成本——修、压、补、核。它们现在要去找新的出口。找不到，就会慢慢烂在角落。
再说一个具体的地方。澳门。6 月 1 日早上，我在氹仔一家打印店门口看到一张手写的纸，贴在玻璃上。上面写：“本店资料打印，2026 年 6 月起不收资料费。只收纸和墨，每页 0.8 澳门元。”店主姓周，四十出头。我问他为什么。他说得很直接：“不收资料费，客人来得勤。纸墨我照收，不亏。”
他给我看了柜台上的一个小本子。6 月 1 日到今天，三天，打印了 214 页。以前一天最多 30 页。他翻了翻本子，补了一句：“昨天有个阿婆来印身份证复印件，印完问我，资料费收几多。我说不收。她站了很久，说，那我多印两张。”
多印两张。就这四个字。
这跟很多文章里写的“资料免费带来便利”不太一样。便利是抽象的。多印两张是具体的。阿婆多印的两张，一张放钱包，一张寄给在珠海的儿子。周先生说的，他记得很清楚。
回到香港。6 月 2 日傍晚，我在中环一家连锁书店的角落里，看到一个年轻人用手机拍一本书的索引页。他叫阿俊，二十三岁，做设计。他说他在找一份 1998 年的行业标准，书店里正好有一本旧的目录册。拍完，他把书放回原位，对我说了一句：“以前这种目录要收资料费才给查。现在免了。”然后他笑了笑，“但我还是没买。”
他没买。这也很具体。
我的观点是：港澳 2026 年免资料费，最大的赢家不是消费者，是“查询”这个动作本身。查的人多了，买的人不一定多。林先生的旧地图册，看的人多了三成，卖的只多了一成。剩下两成，是拍完照就走的人。
这不坏。但也不是很多人说的那样，全是好处。
我把三本旧地图册带回住处，放在书桌左边。勘误表掉出来一次，我用透明胶粘回去了。粘的时候想起林先生说的两个字：托底。
资料可以免。托底不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