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8 年那本《新编万年历》
昨天下午，我把那本 1998 年的《新编万年历》从书架第三层取下来。封面上还贴着市图书馆的旧标签，编号是 G127-94。书脊用透明胶带缠过两回，胶带已经发黄，一碰就碎。我翻开 6 月那一页，纸边折了一个角——这是我九年前做的标记。
那时候我刚开始整理阿明留下的东西。阿明全名周明辉，住在同福西路的旧楼里，一辈子收旧纸。1998 年 6 月 14 日，他在文明路旧书店对老板说了一句话：“这本我要了，你帮我留到月底。”老板没留。阿明后来自己又找到一本，就是现在我手里的这本。他走的那年，这书被塞进纸箱，搁在楼梯间。我搬出来时，书里还夹着一张手写纸条，写着“看 7 月 3 日”。
阿明没有解释为什么看 7 月 3 日。我查过那一页，只是农历六月初十，宜“扫舍”，忌“开市”。这就是他那种执拗的日常迷信。我后来在自己的笔记里抄过一行字：“阿明说，日子是过出来的，不是算出来的。”但他每本旧书里都夹着纸条，标着日期。
这本《新编万年历》的扉页上，有一个蓝黑墨水的签名，写着“周明辉藏书”，旁边还有一个数字“312”。我猜是他自己编的号。阿明有个习惯，每收一本旧书，就在扉页写编号，从 1 开始，一直写到 400 多。我见过最大的是“407”，写在一本 1981 年的《家庭日用大全》上。那本书后来被水泡过，字迹模糊了。
说实话，我对旧书这种物件有一种固执的偏爱，甚至有点过头。现在很多资料网站追求“精准”，把旧东西拆解成关键词和索引，这没错。但我始终觉得，一本旧书里的折角、纸条、胶带印，比它的正文更有分量。周明辉留下这些痕迹，我整理它们，不是为了证明什么，只是觉得这些痕迹不该消失。
今天早上，我又翻到 6 月 14 日那一页。旁边多了一行铅笔小字，很淡，像是后来才补上的：“阿明，1998 年这天，你说这是你最后一次来文明路。”字迹是阿明自己的。他写给自己看。我合上书，把它放回书架第三层，标签朝外。